过去的几十年里，数学从来不是一门擅长“刷屏”的学科。一个猜想等几十年是常态，一篇论文从投稿到被承认可能耗尽半生。可今年，北京大学却迎来了自己的数学“高光时刻” 。

7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校友王虹、邓煜，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个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创办九十年来，从未有过中国籍面孔。而这一次，是一届双星。

颁发菲尔兹奖的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14位北大数学人受邀作学术报告，从1980级到2010级，横跨整整三十年。三十六年前，学院首次受邀参与这一“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时，数字不过是1人。

惊喜还在继续。8月7日，北大数院2007级苏炜杰，获“统计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考普斯奖；8月13日，2000级袁新意获有“中国诺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

这些名字在同一年密集闪现，并非偶然。他们背后，是绵延多年的人才代际接力以及一所学院的学科底蕴：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30余名教师在岗执教，构成了国内数学界最密集的顶尖师资集群；每年全国最优秀的数学头脑，包括多位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在这里汇聚，数学科学9年蝉联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第一。这些，不是一天攒出来的。

中国数学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叫“北大数学黄金一代”。那是2000年前后进入北大数院的一批年轻人。包括1999级的刘若川、许晨阳，2000级的袁新意、恽之玮、张伟、朱歆文、李驰，2001级的鲁剑锋、马宗明、肖梁，2002年入校的王博潼，2003年的刘一峰等等。

“黄金一代”（从左至右：刘若川、恽之玮、袁新意、宋诗畅、肖梁、许晨阳）

被称为“黄金一代”，不仅因为他们天赋异禀，更因为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们几乎斩获了所有年轻数学家能拿到的奖项。

若论“先声”，当属1999级的刘若川与许晨阳。刘若川在p进霍奇理论、p进朗兰兹纲领等领域取得突破，其工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具有“奠基性”，他与朱歆文合作，其成果被国际同行高度评价并命名“Liu-Zhu‘s theory”。许晨阳则在代数几何领域屡获殊荣，2019年获得“科学界奥斯卡”之称的科学突破奖“数学新视野奖”。他获得国际代数几何领域认可，参与发展了包括奇点、稳定性、极小模型和模空间等诸多方向的理论。

而真正让“黄金一代”名扬天下的，是2000级的“四小天鹅”：恽之玮、张伟、袁新意、朱歆文。恽之玮在38岁时已斩获SASTRA拉马努金奖、科学突破奖、西蒙斯学者奖等多项全球大奖，2017年，他与张伟因共同证明函数域中的高阶Gan-Gross-Prasad猜想，获科学突破奖“数学新视野奖”。此后，许晨阳、朱歆文相继斩获同一奖项，四人出自同一学院的相邻两届。袁新意同样卓然不群，在Arakelov几何、丢番图几何、算术动力系统等方向上都有突破性的工作，今年斩获了未来科学大奖。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校友合影（左起：赵子慧、唐云清、王虹、邓煜、孙鑫、苏炜杰）

以2007级王虹、邓煜为代表新“黄金一代”，同样星光璀璨。同级的唐云清获科学突破奖、斯隆研究奖等，是首位获得拉马努金奖的华人女性数学家；孙鑫获概率论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奖项“戴维逊奖”；苏炜杰获考普斯奖、彼得·霍尔奖等。他们在同一个班级交汇，获得了多项世界级成就。

若将视野拉长至2000至2010级，北大数院校友在素有“诺奖风向标”之的“斯隆研究奖”名单上持续出现近三十次。这群人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把“黄金一代”从比喻，变成了事实。

北大数院田刚院士曾表示：“从‘黄金一代’到王虹、邓煜，这并不是某一届学生的偶然涌现，而是北大数学长期人才培养传统的延续。”

北大数院，从1913年时的“两名学生”，到2026年菲尔茨奖的“一届双星”，它是如何在一百多年里，完成从“一穷二白”到“群星璀璨”的逆袭？

在中国数学界，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谓“001”号院系。既是招生目录上的第一号，也象征着中国现代数学发源地、顶尖人才培养高地的地位。

1913年，北大数学门开始招生，当年只招到两名学生，却标志着我国现代第一个大学数学系（门）正式诞生。

1919年，蔡元培“钦点”数学系为北大“第一系”。他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第一系。” “001”号院系之称由此而来，延续至今。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数学系合并，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当时国内规模大、学科全、力量强的数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自此，北大数学成为中国数学人才培养重镇，它的发展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将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大问题”的治学传统深深植入学科发展的基因之中。

真正的挑战来自生源。1954年，数院招收的240名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人连教科书都看不懂。学院因材施教，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等给“慢班”学生补课；对基础较好的，成立课外代数小组拔高，最后竟走出了7位院士和两位卫星、导弹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数学走上自力更生、对外开放的崛起之路。1983年，国内自主培养出首批数学博士，北大数院在4个方向获博士授予权，拥有12位博导，为全国数学类最多。身患残疾的张筑生以破解世界难题Smale猜想的论文通过百余名专家答辩，成为北大首位博士，他将后半生献给了教材编写与奥赛领队，用患癌的羸弱之躯托举中国数学的未来。 

此后十余年间，大批学子赴海外研修后归国，形成“海外研学、归国建功、代代传承”的良性循环，为中国数学积蓄力量。北大数院也逐步累起坚实的学科根基。1999年，北大正式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围绕人才培养的制度变革由此拉开帷幕。

如果说历史是根，那么制度就是养分。1998年时任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等人明确提出，要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建设成为“具有一流影响的国际性数学研究中心和一流人才培养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结构和人事调整。同时，学校获得大额拨款，极大改善了办学与科研条件，顶层设计就此成型。

北大数院从来不缺“怪才”与“天才”，但天才的涌现并非靠“挑选”与“圈养”，而是靠设置宽松的“跑道”、提供高浓度的“养分”、尊重每个人自己的节奏，让“有天赋、有情怀、一辈子想做基础数学”的人，有机会去研究“大问题”。

数院确立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 的十六字方针，并推出“3+5”及“4+4”培养方案：“3+5”是指从97级本科生开始，前3学期不分专业，先夯实数学基础，第4个学期起自主选择专业，分流培养；“4+4”则指03级开始，前4个学期上基础课，后4个学期分5个方向培养。因为，只有拥有深厚的基础才能使学生可以更好地、更灵活地选择专业。

根基如何夯实？不是“一刀切”，而是“因材施教”。北大数院历来有院士、大家讲授基础课的传统，姜伯驹的“同调论”、张恭庆的“泛函分析”、 陈天权的“数学分析”等深受学生喜爱。很多老师舍得在学生身上花功夫，对于基础薄弱者，有丁石孙式的耐心；对学有余力者，可以自愿参与学院设置的难度更高、更有挑战性的荣誉课程，研究生课程向本科生开放，学生可在导师带领下开展科研，以此提前搭起了基础学习和学术研究之间的桥梁。

分流如何选择？前两年的通识教育打牢基础后，学生在第4学期末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自主进入数学系、概率统计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金融数学系等不同方向。冯康科学计算奖获得者鲁剑锋（2001级）在分系大会上，被计算与应用数学的前景“召唤”，感叹“当时想了想就去了”。不是被动分配，而是被理想吸引，这也保护了学生最宝贵的自主探索热情。

制度提供了土壤，而真正让“黄金一代”蔚然成林的，是“讨论班”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激发”。

1982年，数院张恭庆院士创建了“非线性分析”讨论班，打破了上课、自学、读书这样的传统模式，学生们带着研究性思维进行学习。上世纪90年代，田刚参与发起“特别数学讲座”，这也是后来北大数学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前期探索和基础之一。2000年左右，时任院长张继平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针对对纯数学感兴趣发起和主持“低年级讨论班”，请知名教授在小范围内对本科生进行指导，其特点是：精而小、讨论深入、内容前沿、师生互动。

王虹回忆，班级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想做数学做科研的人特别多，大家有时候也会互相讨论，互相帮助比较多。现已成为北大数院教授的肖梁（2001级），大一大二在物理系，却发现自己对物理中的数学结构、数学问题更加“心有戚戚”，于是经常参加数学系讨论班。

刘若川说“想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很多时候，思考、火花、方向都是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探索尝试中得来的。”

讨论班的意义，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让本科生提前进入“研究者”的角色。更关键的是，这种“讨论”风从学生时代延续到职业生涯，形成了北大最独特的数学家生态。

恽之玮和张伟博士期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代数几何与数论），却在“对称性”问题上找到了交集，合作证明猜想。

2004级的王国祯和同学徐宙利合作，与2011级的林伟南组成“铁三角”，彻底解决了数学拓扑学中一个持续了65年的著名难题：126维Kervaire不变量问题。

2020年，林霖（2003级）与北大校友王涵（2002级）等开展合作，将分子动力学极限从基线提升到了 1 亿原子，效率是人类基线水平的 1000 倍，荣获被誉为“超算界诺贝尔奖”的戈登贝尔奖。

而这场化学反应的能量，远不止于学术合作。2025年，刘若川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第一位“80后”两院院士；2026年，他出任北大数院院长。“黄金一代”的领跑者以院长身份回归，既意味着这代人从学生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也意味着北大数学完成了“引进来、走出去、再归来”的代际闭环。如今，袁新意、肖梁、刘毅、丁剑、孙鑫、訚琪峥等一大批海外学成的优秀数学家“燕归来”，将国际前沿学术视野与本土治学底蕴相融共生。

百余载深耕不辍，终得硕果满枝。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北大数学已走出40余位两院院士，40余位校友曾受邀站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讲台，更有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奔赴五洲四海。

今天的北大数院，不仅拥有四个系、五个本科专业、五个博士点及两个博士后流动站，更依托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与中俄数学中心两大高地，一面深植学术沃土，一面拓展全球视野，以开放促协同，以创新领潮流。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北大数学已连续九年稳居榜首，彰显硬核实力。

这些数字与荣誉，是历史、制度与人共同浇灌出的答案。

在数学界，不断学习并迈入新的领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数学的任何一个分支，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渊谷。而做数学家更是极其冒险的职业。对具有数学才能的人来说，现代社会几乎充满机会的诱惑，金融、计算机、互联网，都是比数学研究更赚钱的行业，而数学家求得一份工作几乎仰仗于天赋和灵感的偶然眷顾。

张益唐教授，在北大毕业后赴美读博，因故未得推荐信，毕业即失业，只得在赛百味打工。直至58岁时，他在数学史上第一次实质性推进解决著名数论难题“孪生素数猜想，一鸣惊人。他说“科学研究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数学？

王虹给出了一个答案，她曾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数学，甚至去法国学建筑，最后她回来了，因为“更喜欢数学”。恽之玮和张伟则表示：“那时比较傻，都选了数学。”一句自嘲，道出了这个行业的纯粹热爱。

除了数学家本身存粹的“热爱”，大国的崛起，需要数学家。

回顾世界数学中心的转移轨迹，其与大国兴衰的脉络惊人地重合：1854年之前，数学的重心在英、法，彼时笛卡儿、牛顿、拉普拉斯、柯西等天才灿若星辰，而英法正是全球争霸的主角。1854年至1935年，德国取代英法成为数学中心，高斯、黎曼、希尔伯特领袖群伦，德国也崛起为世界强国。1935年后，哥德尔、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大批犹太裔科学家跨过大西洋，数学中心转向美国，从此美国稳坐头把交椅至今。数学的接力棒握在谁手里，谁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而今天看似抽象的几何测度问题，或许在数十年后成为改变世界的技术引擎。

王虹的成果是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她用的数学工具，直接关系到雷达怎么探测目标、CT怎么成像、信号怎么处理。你体检时做的CT能看清身体内部，靠的就是数学算法。

邓煜获奖的成果，是攻克了困扰学界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飞机设计、发动机燃烧、天气预报、洋流预测，这些都需要描述流体怎么动的方程，邓煜的成果，让这些方程有了更坚实的数据基础。飞机翅膀怎么设计才不震颤、天气预报为什么有时候不准，这些问题的底层答案，都在数学里。

中国对这项“慢”学科的建设也持续加码。2019年，科技部、教育部等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就支持科学发展提出要求和举措；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自然科学基金作为自主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2025年对相关的数学物理科学部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4600余项，资助金费用超22亿；此外还设立数学天元基金，加强对数学领域基础研究的支持。2025年共资助数学天元基金项目226项，直接费用7000万元，资助数量近3年逐年上升。

数学究竟有什么用？也许，答案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一百年后，人们或许早已不记得奖项与排名，但一定会记得：在这个国家走向科技强国的路上，有一群人，曾为一门看似“无用”的学科，付出了最有用的一生。